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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全，才是国家最根本的需求。脱钩是历史的常态，就像生死一样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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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先普及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常识，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利益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说是财富。但这是错误的，国家的第一追求是安全！安全而非财富，才是人类的第一需求，无论是基于集体的国家，而是基于个体的个人，都是如此。只有当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财富才会成为国家和个人的第一需要。多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全无忧的世界，才会错误地认为财富乃是国家利益的第一追求，这是严重的谬误，往往会带来无法挽回的错判。只有理解了这种逻辑，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会有全球化，为什么会有脱钩，以及为什么某些情况下，脱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而且，国家间的脱钩，恰如人的生死一样，是最稀松的常态，没必要大惊小怪。信任多了，安全感强，就会融合，信任少了，安全感弱，就会脱钩，就跟夫妻离婚一样痛苦却平常。历史上的经贸脱钩：
15世纪汉萨同盟的崩溃，中北欧商业城市的经济衰败；
16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近东和北非，地中海贸易链崩溃，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霸权衰败；
17世纪前期尼德兰与西班牙脱钩，西班牙经济衰败；
17世纪晚期英国光荣革命，英国与尼德兰合并，英国经济崛起；
19世纪初俄国、瑞典、葡萄牙与英国经济短暂脱钩，四国经济皆陷入崩溃境地；
19世纪30年代，波兰起义后，俄国与英法经济逐渐脱钩，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20世纪初，英国与德国发生多次激烈贸易战，双方实现经济上的不断脱钩，直至战争；
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克罗地亚经济脱钩，四国经济皆陷入崩溃，并呈现长期动荡；
年-年，日本与美国的贸易战，经贸脱钩；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革命成功，中国与西方实现脱钩；
20世纪中期，匈牙利、波兰、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与西方经济脱钩，经济一落千丈，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大规模叛乱；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实现脱钩；
21世纪初期，俄国因克里米亚危机与西方在经贸上逐步脱钩；
大概如此，实际上还有更多，不便累述。
总之，从长期历史角度看，政治敌意增加，脱钩是稀松平常的外交现象。
二战之后，为了帮助欧洲恢复经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马歇尔援助计划，原本这个计划包括苏联，但在苏联与美国的谈判中，美国刻意提出了要求苏联经济改革和开放诸多关键要害部门的要求，这些要求是苏联无法接受的，斯大林对负责谈判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表示，“我们希望获得美国的经济帮助，但答应美国人的要求，无异于把苏联的安全置于美国的鼓掌之中”。最终，这种美苏一体化努力破功，世界裂为两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战后苏联的不安全感非常强，她对安全的渴望远远超过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这就导致了她坚决拒绝了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尽管当时美苏关系还远远没有恶化。安全是国家外交追求的第一目标，只有在这个目标得到满足之后，国家作为一个实体，才会去寻求基于开放贸易的财富。安全感越强的国家，就越底气开放，安全感越稀缺的国家，则越会以猜忌的眼光看待假象的敌人，也就越没有底气开放。当两个大国相互疑惧、安全感不足的时候，开放就是一个奢侈品，对安全的渴求会迫使他们设置重重藩篱，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年的苏联刚刚经历了惨痛的战争，面对极盛的美国，又怎敢进行开放化的改革？在年中美建交之前，中国又怎敢对心怀叵测的强大西方开放自己？全球化时代的形成，不只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更是以美国为首西方冷战胜利的短暂副产品。当苏联帝国轰然倒塌，当全世界的国家都承认西方的世界霸权，当任何力量都不能威胁西方后，安全得到极大满足的西方才会推动所谓的更大范围全球化，将两个世界合二为一，融成了今天的情势。然而，这只是短暂的偶然。当西方的绝对优势变成相对优势，当西方的绝对安全变成相对安全，当一系列事态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刻的恐惧之心，那么对安全的渴求就会迅速凌驾对财富的欲望。参考系列：《国运的转折：日本帝国的灾变》系列这一点无需过于从过于生僻的理论中寻求经验。我们中国人只需要认真打开两个故事，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第一，澳大利亚是经济上最依赖中国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26%以上，常有中国打喷嚏，澳大利亚就要陷入萧条的说法。但问题是，这一次对中国搞“独立调查”，澳大利亚恰恰是最积极的——实际上，过往几年的其他针对性行动，澳大利亚也是最积极的。中澳之间的贸易额如此之大，发挥作用了吗？答案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在外交中，安全问题比财富收益更重要。第二，中国人熟知的日美太平洋战争改变了中国国运，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年7月，美国决心废除日美商约，年美国跟日本打贸易战的时候，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来自日本的订货为美国带来了最大额度的贸易顺差，美国太平洋东岸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美国的贸易，美国华尔街大鳄拉普曼是财长摩根索和总统罗斯福的好朋友，他曾代表华尔街游说美国政府，“如果日美决裂，那么美国企业将承受难以想象的损失”，但问题是日美还是脱钩了，而且非常彻底。为什么呢？因为安全问题，在外交中，安全问题远比财富收益更重要，当年日军进军南洋之后，安全已经成为美国对日外交的首要考量。我们谈论的贸易损益和华尔街影响，大部分都只是太平时代，安全无忧下的逻辑，但问题是，未来是个相互疑惧，安全感极度缺乏的世界，国家追求的首先是安全，而不是财富，这才是历史的真谛。在那些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关头，贸易额改变过什么吗？华尔街有过影响吗？或许文学家告诉这些要素很关键，但历史即将以残酷的未来活生生地告诉你，或许有影响，但真的少得可怜。最后，不要忘记一句国际关系史上的名谚：“与阻止日军进入印度支那相比，几个企业的破产根本不值一提”——年3月，面对华尔街的质疑，美国国务卿高级顾问、远东政策制定者霍恩贝克这样回应对日禁运的初衷最后讲一个关于脱钩的笑话：年8月24日，面对日趋沉重的日美贸易脱钩的忧虑，日本顶级经济外交智库专门在《日本经济年报》（第38集，-页）撰文中分析了日美脱钩的可能性，基本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日美贸易关系的乐观预期，这篇文章认为：日本进口乃是美国加州原油企业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对日禁运将严重伤害当地经营者的收入；西太平洋沿岸大批废铁销售企业纯粹依靠日本的订单维持，对日禁输将激发他们的强烈不满；至于日本对美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生丝，美国也无力禁运，因为其国内企业短期内不可能找到替代国，禁止输入会迅速伤及美国制袜业者，这是劳工密集行业；日本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之一，美国每年从日美贸易中获得大量的黄金硬通货。在日方看来，美国不可能承受日美贸易脱钩的后果，他们做不到。后来呢？从年夏到年7月，美国先后对日本发起五次大规模的毁灭性贸易禁运，使得日本经济迅速陷入崩溃的边缘，只能选择战争。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