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丹、洪洁波、季列夫
事件回顾
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年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B组赛事原定于年2月3日、6日、9日在中国武汉举行。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本届赛事举办地改为澳大利亚悉尼。
王霜、姚伟、吕悦云三名武汉籍球员以及浙江籍球员李梦雯受疫情防控影响，此次未能随球队出征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当地时间1月29日上午，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21名球员与教练组及工作团队顺利抵达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不过球队抵达后，按照昆士兰当地政府要求，中国女足一行被隔离在下榻的酒店，球队不得已只能在酒店走廊内进行训练。经澳大利亚足协、中国足协、亚足联、国际足联以及欧洲职业俱乐部协商一致，年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B组赛事的比赛时间作出调整。最终铿锵玫瑰们以两胜一平的成绩取得小组第二，将与韩国队争夺最终的入场券。附加赛原定于3月初在韩国和澳大利亚进行两回合比赛，但因韩国目前也遭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不排除其也会丢失主场的优势，比赛走向仍扑朔迷离。3月2日，亚足联将在吉隆坡总部召集东亚区相关会员协会负责人及职业联赛联盟代表开会，商讨疫情影响下的各足球赛事在赛程、赛地等方面的安排事宜。包括世预赛、亚冠联赛、中韩女足奥预赛附加赛在内，这次会议都将讨论。[1]
事件分析
一、赛事易址的依据现行的《国际足联国际赛事管理规程》由国际足联执委会于年3月3日通过，年8月1日生效。《国际足联国际赛事管理规程》规定所有国际比赛“只能由国际足联、各洲足联或会员协会根据此规程批准”，但同时《国际足联章程》又作了兜底性规定：“尽管《国际足联国际赛事管理规程》规定了赛事许可权能，国际足联仍对批准国际比赛与竞赛有最终决定权”。因此关于赛事举办和易址的直接依据应当是该两份文件。
《国际足联国际赛事管理规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报送洲足联批准的国际比赛或赛事的许可申请，应在该比赛日之前至少两个月由举办地的会员协会向洲足联提出。”因为女足不存在男足代表队的年龄限制，奥运会预选赛属于1级国际比赛，因此依照《国际足联国际赛事管理规程》附录中的具体规定，“需比赛举办地洲足联批准、需球队所属会员协会批准、需比赛举办地会员协会批准”。那么，在遇到新冠病毒这一突发情况导致赛事无法举办，应当如何处理？很遗憾，《国际足联国际赛事管理规程》对比并无规定。因此应当依据《国际足联章程》由国际足联对此进行处理。而实践中，也是国际足联协调澳大利亚足协、中国足协、亚足联、以及欧洲职业俱乐部，最终确定了赛事的易址。
国际足联对赛事易址无明确的规定，这带来了灵活性，能够及时完成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和解决；但也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这也是由于国际足联保守、封闭和强势的一贯特点所导致的。国际足联习惯于在规则制定中将最终的决定权保留为自身所有。例如在年卡塔尔世俱杯的规则中，关于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形，国际足联即明确要求“国际足联负责年世俱杯的运营管理，因此有权发出东道国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所需的任何指示。”需要注意的是，武汉也是年世俱杯的举办地。笔者有充分的信心相信国家能在年前解决赛事举办的一切障碍，但国际足联的相关规则仍然留下一些隐忧。
二、球员“被隔离”有法可依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该法明确规定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需要采取该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对入境、出境的人员实施传染病监测，并且采取必要的预防、控制措施。国境卫生检疫机关有权要求入境、出境的人员填写健康申明卡，出示某种传染病的预防接种证书、健康证明或者其他有关证件。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对检疫传染病染疫嫌疑人应当将其留验，留验期限根据该传染病的潜伏期确定。年1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卫健委发布1号公告，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封城”通告。
综上，针对目前严峻的疫情，国家和各地政府所采取的特殊管理措施是防控疫情必须的手段，同时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自觉履行和配合的法律义务。因此，几名球员因为疫情原因无法出境有法可依。
笔者未研究过澳大利亚和昆士兰的法律，但《国际卫生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若有证据表明存在危急的公共卫生危害，则缔约国根据其国家法规并出于控制此危害的必要，可强迫旅行者接受或根据第二十三条第3款建议旅行者接受：(3)预防或控制疾病传播的其它常用的卫生措施，包括隔离、检疫或让旅行者接受公共卫生观察。而鉴于就缔约国而言，除特别保留的条款外，国际条约的效力及适用无异于国内法，中国女足抵达澳洲后被隔离也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赛事易址——组织者无法承受之重武汉作为申办城市，成为年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的举办地，但却因为疫情无奈异地。目前无法知道中国足协、组委会、承办方（以下统称为“组织者”）的投入和损失，但可以预计前期投入及门票收入、赞助费、电视转播费、亚足联的投入等损失惨重。
中国曾遭受过最大的赛事取消是年的女足世界杯，原因与此次如出一辙——非典。据称，当时中国足协曾会同卫生部门向国际足联发去信函，详细阐述了非典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再次表明中国完全有能力保证参赛队的安全。但国际足联依据下属的运动医学委员会出具的三份报告，在没有中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做出女足世界杯易址的决定。中国足协从未公开过该次损失的数据，但国际足联用于补偿中国的筹办费用和组委会人员的薪水而支付的万元显然是九牛一毛。[2]而铿锵玫瑰在最有机会夺冠的年代错失主场作战的机会，至今都是国人的遗憾。笔者试图在《国际足联章程》中寻找到赛事被取消的处理方式，但很遗憾没有找到。不过《国际赛事管理规程》第七条第五款明确，国际足联、洲足联和会员协会不承担因批准授权赛事而出现的任何法律赔偿。笔者也参阅了《奥林匹克宪章》（），该宪章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除奥运会主办合同确定的出资外，国际奥委会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组织、筹资和举办不承担任何财务责任，除非另有书面约定。”，可见即便奥运会被迫取消或异地举办，国际奥委会都不会有任何损失。因此，鉴于热门赛事的所有者多年来占据着强势地位，主办城市合同的很多条款不允许修改，赛事的组织方想要向其索赔极其困难。鉴于年的前车之鉴，国内现在的大型体育赛事往往购买了保险，其中包括赛事取消险。笔者无从知道本次赛事所购的保险金额，但相信不会再像17年前那样的束手无策。
赛事易址给组织者带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合同的履约。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为“因疫情防控不能履行合同属不可抗力”，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一概而论。从“非典”等事件引发的众多司法判例中，法院首先会考虑双方合同中是否会对疫情的情形有明确约定，若有约定从约定，若无约定则存在不同的裁判标准。标准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不可抗力规则、情势变更规则或公平原则，另一类是认定属于正常经营风险。但因本次赛事的取消已经是确定的事实，及时通知合同相对方和提供证明是当事人减免责任、减小损失的重要条件，若相对方为境外客户，当事人可向当地贸促会申请办理与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性证明。
四、其他赛事组织者现阶段的工作除女足赛事外，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女篮的奥运会资格赛被异地到塞尔维亚，网球联合会杯中国队的比赛暂时被取消，各地体育主管部门相继发布暂停聚集性赛事、活动的通知，大量国内赛事也被采取了调整、暂停、延期或取消等措施。有消息称，国家体育总局内部通知将暂停4月份之前所有的体育赛事活动，虽然未见正式文件，但是据不完全统计：
1月22日，中国足协公布了下赛季中超联赛赛程安排[3]，武汉卓尔前四轮均为客场比赛，直到第5轮（4月4日）才回到主场迎战大连。
1月23日，中国田协发布通知[4]，表示近阶段（4月30日前）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组委会要与承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风险评估，如风险隐患较大，可通过易地、推迟、取消等方式降低风险。
1月25日，国际奥委会决定[5]，将原定于2月3日至14日在武汉举行的年东京奥运会亚洲大洋洲拳击项目资格赛改交由约旦奥委会承办。此次赛事将于年3月3日至11日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
1月25日，中国足协发布公告[6]，原定于2月5日进行的年度中国超级杯延期，另赛另行通知。
1月29日，中国足协发布公告[7]，决定赛季亚冠联赛小组赛参赛中超俱乐部前三轮的主场比赛均变更为客场。
近日，CBA联赛公司告知各球队[8]，联赛重启时间不早于4月1日。
赛事活动的暂停意味着收入减少（特别是赞助方面），但员工、房租、折旧等成本依然存在，如资金储备有限，赛事组织者将面对巨大挑战。
（一）防疫主体责任
不管赛事是否如期举办，在疫情期间，组织者均有义务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其发现的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并配合政府采取的管控措施。如未严格履行前述职责的，则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相关规定，组织者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二）合同履行问题
1.不可抗力对合同的影响之承办合同
如赛事活动因为疫情被采取了调整、暂停、延期或取消等措施导致无法如期进行的，承办方可查阅和主办方之间的承办合同对于不可抗力的约定并按约定执行。如没有约定的，则应当及时向主办方发出通知，告知已无法正常履行合同，具体可载明己方企业所在地区、合同主要义务履行地区本次疫情的情况、己方遭受行政防控措施（如停工、停产）的具体情况、合同履行受本次疫情影响的具体情况（如交通运输延误）；另外，应尽快提供不可抗力的证明材料。
同时，承办方应当
